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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清單”的理念

由負面清單引領出的這三張清單，從上海自貿區起步，迅速進入中國的主流語境，顯示瞭政府施政理念的巨大變革和進步。

李克強要求，要把自貿區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盡快向其他地方特別是中西部地區推廣。他充分肯定上海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新成就和堅持改革創新、敢闖善為的進取精神，希望繼續努力跑出改革開放加速度，為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做出新貢獻。



圖片來源：網絡

偌大中國，什麼考察點能讓李克強總理三年連去三次？

從上海自貿區醞釀到建設，李克強這次是連續第三年來這裡考察。在陸傢嘴片區行政服務中心，得知一年來自貿區在改革舉措上又推出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負面清單也比上年減少，境外投資項目已全部改為備案制，李克強給予肯定。他說，中國經濟要培育新動能，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自貿區要勇於承擔先行先試的職責，當好改革的掘進機、開放的破冰船，以“三個清單”為突破口，大膽地試，使權力做減法，給責任2胎融資貸款全省皆可處理做加法，為市場做乘法，用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釋放經濟發展的潛力。

一年來，上海自貿區又出臺瞭不少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的新舉措。李克強詳細瞭解這裡通過一口受理、集中咨詢和辦理等方式，對接自貿區各項審批業務的做法。正在這裡辦事的企業人員反映，過去手續復雜、要帶一大包材料，現在大多在網上辦理，越來越方便。李克強說，一個國傢的繁榮發展在於廣大人民群眾創造力的充分發揮。要砍掉束縛發展的荊棘，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紮實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讓市場活力迸發。持續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放、管、服”三個字一個都不能丟。他叮囑當地負責人，要深化“先照後證”改革，可以選擇一些領域開展證照分離試點，進一步方便群眾辦事創業。

當年9月李克強總理二赴上海，在自貿區考察時說，負面清單實際上支撐著政府的責任清單，禁止做什麼比允許做什麼更難。負面清單要更加精細化，而不能像之前那樣大而化之，這增加瞭政府的責任，要求政府必須加強事中事後監管。所謂“責任清單”，體現的是“法定職責必須為”。相應的還有“權力清單”，即政府部門“法無授權不可為”。

2014年9月，李克強二赴上海考察。同樣的地點，但已不再單單是傳統的保稅區，而是“升級”為中國擴大開放的新試驗田——自貿區。當時媒體曾刊出總理冒雨撐傘登高俯瞰的照片，配題為“上海自貿區1歲啦！”。某種意義上，他的確是看著這個“孩子”一天天長大的。

李克強為何三年三去上海自貿區 因上海引領經濟棋局之勢

內容來自sina新聞cn

時隔一年多，李克強再次考察上海自貿區，向他匯報的成果是：截至目前自貿區已累計開設自由貿易賬戶近3.9萬個，金融改革帶來的跨境收支已達3.8萬億元，有效降低瞭企業融資成本。

總理的心情可以想象。他高興地說，自由貿易賬戶改革是更好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重要舉措，目前已取得較成熟經驗，要在有條件的地方適時推廣，進一步探索伸縮有度、放管自如的監管機制。

按照國務院部署，目前上海正在加快建設國際金融中心，自貿區的金融改革創新是國內外關註的焦點。對自由貿易賬戶的認可和鼓勵，及至此次李克強明確表示將“適時推廣”，向外界釋放瞭強烈的信號：中國金融改革方向不會變、步伐不會停。

準確地說，2013年3月底李克強赴上海考察時，還沒有自貿區。恰恰是那次考察在國內催生瞭“自由貿易試驗區”這一嶄新事物——半年後，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橫空出世。

全文如下：

去年二赴上海考察自貿區時，總理曾說，自貿區范圍有限，改革潛力無限，要使先進理念和成熟經驗在面上可復制、可推廣，帶動全國湧現更多改革開放高地。

觀察人士已經註意到，李克強每次在上海的表態，都帶有強烈的信號意味，預示著後續“大招”即將出臺。去年的考察結束後，年底，自貿區在廣東、天津、福建加以復制，以及上海自貿區擴大范圍、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便提上瞭議事日程並出臺決定。

今年4月，廣東、天津、福建三個自貿區正式掛牌，上海自貿區也從28平方公裡擴大到120平方公裡。總理的考察足跡，已遍及全國四個自貿區。

11月25日，李克強要求，要把自貿區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盡快向其他地方特別是中西部地區推廣。比照前年和去年兩次“考察+大招”的路徑，分析和遐想便都可展開——總理的自貿區戰略，與他一直強調的中國經濟最大回旋餘地是在中西部，將怎樣結合，產生怎樣的化學反應？



上海自貿區成立之初，外界即有評論：這裡或將成為撬動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支點。當時有分析指出，沒有深圳的開放，哪有80年代的改革？沒有浦東的開放，哪有90年代的改革？李克強總理力推用開放促改革，是“高屋建瓴的戰略部署”。

上海自貿區被用來與30多年前的蛇口作比。最初僅有兩平方公裡的蛇口，像是一個小小的支點，撬動瞭中國持續30年的改革開放和高速發展。正如有人歸納的：“開放最後留下的，不是一片樓、一座城，而是一種體制的力量。”如今，支點轉移到瞭上海自貿區，不變的是改革開放的勇氣、智慧和使命感。(一財網 陳翰詠)

【延伸閱讀】

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結束中國-中東歐國傢領導人會晤後，到上海考察自貿試驗區改革開放的最新進展，要求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做好下一步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和市長楊雄陪同考察。

“自貿區要勇於承擔先行先試的職責，當好推進改革的掘進機、擴大開放的破冰船，用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釋放經濟發展的潛力。要砍掉束縛發展的荊棘，繼續努力跑出改革開放加速度。”今年11月25日，總理在上海自貿區行政服務中心考察時說。

準確地說，2013年3月底李克強赴上海考察時，還沒有自貿區。恰恰是那次考察在國內催生瞭“自由貿易試驗區”這一嶄新事物——半年後，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橫空出世。

在境外人員永久居留證辦理窗口，李克強現場見證瞭兩位國外引進人才領取“中國綠卡”。他說，推動中國經濟升級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僅要引進外資和技術，還要註重引進先進的管理模式和優秀人才。要用更開放的舉措、更暢通的渠道、更有吸引力的環境，使中國成為全球英才匯集之地。

這是自貿區為轉變政府職能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所探出的一條路。

“成立上海自貿區，是為瞭探索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探索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給市場‘讓’出更大的空間；也是為瞭探索處理好發展與開放的關系，深化金融改革創新。這裡要建成改革高地、創新高地，而不是政策窪地、稅收窪地。”2014年9月，總理再次考察上海自貿區時說。

李克強為何三年三去上海自貿區

楊晶、周小川參加考察。

李克強總理三顧上海自貿區的深意

為什麼？李克強三年來對自貿區說的三段話，可視為一種解答——

強化市場的調節機制，其實早已成為共識，但是一旦要在實踐中推行，卻是難上加難。任何改革，都會遇到潛在風險的威脅和利益集團的抵制。也就是說李總理的藥方雖已開出，但是還缺藥引。

時間又過去一年多。李克強以“旋風三日”出席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並訪問馬來西亞，夜航凌晨飛抵蘇州，旋即主持第四次中國-中東歐16國領導人會晤並密集會見多國領導人。即便在如此密不透風的“克強節奏”下，11月25日，李克強邀請中東歐領導人從蘇州乘坐高鐵前往上海後，仍然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再次考察上海自貿區。

經過瞭一年的建設，上海自貿區在各個大方向上的改革都取得瞭一定的進展。比如政府的監管模式從事前監管的審批制到事中、事後監管的報備制；2013年9月30日上海自貿區公佈瞭我國首個外商投資負面清單，2014年6月30日的第二版負面清單更加簡明，合乎國際標準；中國人民銀行[微博]也在2013年12月2日宣佈瞭《關於金融支持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意見》(共30條)，期望在推進人民幣跨境使用、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利率市場化和外匯管理方面在自貿區內取得先行先試的經驗。

2014年9月18日，李克強總理第二次造訪上海自貿區。應該說，李總理對於上海自貿區第一年的改革創新還是比較滿意的。當然，在肯定成績、鼓舞士氣的同時，李總理也瞭解到瞭阻礙自貿區發展和復制的一大瓶頸。實際上，上海自貿區改革雖然取得瞭多項成果，但是其改革的最終目的，即對區外的復制和推廣卻差強人意。究其原因，主要在於上海自貿區一期隻有28.78平方公裡，狹小的空間導致其能容納的產業范圍和規模都比較有限。比如外高橋板塊原來是我國最早的保稅區，擁有眾多的加工制造型企業。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服務類企業、跨國公司總部以及金融機構的入駐，高企的場地成本逐漸“逼走”瞭制造型企業，以至於削弱瞭相關的產業改革開放政策的實驗效果。此外，自貿區產業種類有限，沒有涵蓋諸多諸如科技、高端制造等重要行業，所以相關政策的可復制性就大打折扣。

“二顧上海自貿區”之後，李總理最終在2014年12月推動瞭上海自貿區擴區，在原有基礎上，又加入瞭陸傢嘴、金橋和張江三個園區，使得上海自貿區總面積達到瞭目前的120.72平方公裡。並另外在廣東、福建和天津三個地區也建立瞭自貿區。自今年4月26日起，我國的自貿區建設由最初的上海自貿區“一枝獨秀”的局面發展成四大自貿區“四花競艷”的格局。

在第一年的改革基礎上，上海自貿區的改革繼續沿著“適應、突破、創新、推廣”的主線，努力推進。這一年以來的改革無不體現出適應國際高水平經貿合作的要求，突破我國長期以來的形成的不合理條框約束，創新符合我國國情的新經濟政策法規，並努力將已成熟改革成果推廣至其他自貿區乃至全國。比如上海自貿區積極實施權利清單、責任清單，並將這些政府職能的革新正不斷地向區外復制。海關先後出臺瞭數十條通關便利化措施，實現瞭海關、安檢、商檢等多部門的“單一窗口”聯合辦公，也成為全國海關監管改革的范例。此外，諸如2015版負面清單在2014版基礎上進一步簡明化並將成為2018年全國版負面清單重要參考……這些措施無不體現出上海自貿區改革對全國產生的示范和帶動效應。

當然，上海自貿區改革並非一帆風順。無論是黨中央國務院，還是上海市，都對自貿區金融改革寄予厚望。然而今年6、7月間發生的嚴重股災和8月下旬出現的匯率大幅波動，都對自貿區金融改革進程產生瞭嚴重的影響。需要指出的是，上海自貿區雖然在金融改革和資本項開放方面是全國最為開放的區域，但是造成這次股災的境外“熱錢”並不是通過自貿區裡“溜”入。這本身就說明開放與監管並非不可兼得的魚與熊掌，上海自貿區金融開放與監管效率的提升，是齊頭並進的，因此股災恰恰從另一個角度驗證瞭自貿區金改的必要性和正確性。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速以及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戰略的明確，資本項開放與金融改革不可避免的會繼續作為上海自貿區未來數年內的核心任務。

在此背景下，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11月25日第三次造訪上海自貿區。除瞭總結成功的經驗和面臨的主要問題之外，李總理主要給大傢帶來瞭“三顆心”，即在深水區改革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有“決心、小心和耐心”，既要把握宏觀審慎原則，又要堅持開放創新的方向。

日理萬機的李克強總理“三顧自貿區”，為自貿區改革加油打氣的同時，希望探尋保持我國經濟中高速可持續增長的良方。因此，所有在自貿區內的業者和官員以及關心自貿區改革的人士其實都是總理乃至全國人民的“諸葛亮”。上海自貿區的改革影響絕不隻是局限在120平方公裡內的“茶壺裡的風暴”，它的成功與否決定瞭我國本輪深水區改革的成敗，所以上海自貿區的改革需要我們大傢共同的關心和支持！(陳波 本文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自貿區研究院秘書長)

(綜合中國政府網、上海觀察)



答案隻有一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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